——历史上最恶心的一群马屁精

 

   官场登龙术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厚黑教主李宗吾的《厚黑学》以“脸厚心黑”的理论取胜，在技术层面上也有不少总结：比如他倡导的“求官六字真言”为“空（放下其它事体，一心求官）、贡（有孔要钻营，无孔也要钻营）、冲（冲帽壳子，即吹牛）、捧（为达官贵人捧场）、恐（必要时，寻找达官贵人的隐私和要害，恐吓一下）、送（送钞票和礼物给那些必须巴结和用得上的人）”，又比如他倡导的“做官六字真言”是“空（说话空洞，办事预留后路）、恭（对上司及上司的亲朋好友卑躬折节）、绷（对下属装腔作势）、凶（心狠手辣却又假仁假义，又打又摸）、聋（装聋作哑扮瞎，以对付外界的舆论批评）、弄（千里来龙，此处结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宗吾的总结报告可谓言简意赅，比起某些语焉不详、卑之无甚高明的成功学理论要强出何啻百倍。理论归理论，技术归技术，可操作性才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单拿攀龙附凤这门内外兼修的功夫来说吧，就极其耐人琢磨和揣摩，力行者若不能摈绝廉耻，抛弃人格，践踏尊严，就简直无从入手。

   有需求则必然有供给，有供给则必然有利益，这是市场规律，也是官场规律。《庄子·列御寇》中有一段话颇堪寻味：“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囗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秦王需要有人给他治暗疮，而且治疗过程要爽，用手术刀不行，得有人肯用唇舌以吮吸舔舐的方式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尽管秦王的需求不太近乎人情，但赏赐极其丰厚，应征者很可能还是会挤破宫门。

   中国古代的官场就是最高端的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配套给那些马屁精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当官乃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需要文化奴才，公孙弘便曲学阿世，投其所好，献上一整套外儒内法的驭臣之术，因此深得汉武帝的垂青，成为西汉以儒宗居宰相位的第一人。王莽想过皇帝瘾，需要舆论支持，陈崇便请动文坛高手张竦捉刀草拟奏章，极尽肉麻之能事，赞颂王莽功德，称他为“配天之主”，陈崇单靠这“一招鲜”，升官发财就绰绰有余。梁武帝有点学问，撰写了《老子义》和《礼记中庸义》，他需要有大臣捧场，散骑常侍朱异便挺身而出，在仪贤堂专讲当朝天子著述中的微言大义，他挠中了梁武帝心头的痒痒肉，从此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顺理成章。唐玄宗晚年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致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他需要有能人为他理财，王鉷便于国库之外另建皇室内库，将从各地搜刮而来的黄金白银、奇珍异宝充盈其间，专供唐玄宗纵情挥霍，大河满了小河溢，王鉷从中渔利，自然是富埒王侯。

   攀龙附凤之徒运用巴结这门功夫，有三道心理关卡要过：一是不怕人笑，二是不怕人骂，三是不怕东西脏。前面两点比较好理解，他们厚着脸皮去做鲜鲜廉寡耻的事情，比如张岌跪伏在地上给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当上马磴；宗楚客给薛怀义作传，称他为“释迦重出，观音再生”；张易之兄弟使出浑身解数，专心致志地做武则天的玩物；高力士的父亲死了，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前往吊丧，披发而哭，如丧考妣……他们都不怕舆论谴责，不怕世人鄙弃。宋人邓绾曾大言不惭地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算得上是这路人物中的头号楷模。第三点说的是，攀龙附凤之徒为了讨好皇帝和贵官，要什么脏东西都敢闻，什么脏东西都敢下口，而且决不皱一丝眉头。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他得了暗疮，灌脓恶臭，邓通漱了口为他吮吸脓液，此举就是皇太子也做不到，换了常人只怕连肠子都会呕出来，邓通把这件事做得兢兢业业，比吸食琼浆玉液还要神情欢快，汉文帝真被他的“壮举”感动了，帝王一旦感动，做臣子的何求不获？邓通一生的富贵显达就全凭他那一张嘴。受此启发，后代的攀龙附凤之徒精益求精，瞄准一点，不避恶臭，他们甚至会更加形而下地去屎尿中寻求富贵。唐代诗人宋之问为张易之捧尿壶，洋洋得意，还只是小巫。《大唐新语》中有一条记载：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御史郭霸去探望上司，见他病得不轻，便提出要尝一尝魏元忠的尿液，尽管魏元忠一再制止，郭霸还是咂咂有声地品尝了一番，说是味道偏苦，病情已无大碍。但郭霸的运气不佳，魏元忠秉性刚直，“甚恶其佞”，把这桩丑事公之于朝廷，郭霸非但没讨到好，还因此名声扫地。《北齐书·和士开传》中另有一条最高版本的记载：大权奸和士开生重病，医生开出一味“黄龙汤”，即粪便之汤，和士开闻到那股扑鼻的臭气，根本无法入口。这时，站在他病床边的一位饱读圣贤书的官员当即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告奋勇，大献殷勤，为和士开尝试“药”味，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嘴巴一抹，连称味道不错。这可是入了正史的丑闻，想必不是胡编瞎造。

   官场是市场，利之所在，趋之者众，但攀龙附凤之徒能够走得如此之远，口尝屎尿脓秽，乐不可支，也可称得上是人间奇观。